
本文作者:李啸天
上篇文章里提到了山东白马县。
主要是说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山东是元朝实行行省制之后才出现的。宋辽时期的山东不能理解为现在的山东。那时的山东,依旧是太行山以东的泛地理概念。
因此,大宋时期的山东白马县,实际上是目前河南省境内的滑县。
有关白马县,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,莫过于“ 白马之围”。
如果对“白马之围”没啥概念,那一定听说过“官渡之战”与“关羽斩颜良”。“白马之围”就是“官渡之战”的一部分,而“ 斩颜良”,就发生在“白马之围”。
东汉建安五年(200年)正月,车骑将军董承、偏将军王服、越骑校尉种辑接受了汉献帝的衣带诏,欲诛杀曹操,但事泄,被曹操夷灭三族。曹操的行径自然不足以服众,袁绍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向曹操开战的理由。于是, 袁绍奉衣带诏讨伐曹操,派陈琳书写檄文并公开发布,檄文中把曹操骂得无法忍受。
袁、曹两家公开宣战,官渡之战的大幕正式拉开。
二月,袁绍进军黎阳(现浚县),企图通过白马津渡过黄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。那时候,黄河是流经滑县的,白马津正是古黄河上的主要渡口之一。
袁绍首先派大将郭图、淳于琼、颜良进攻驻守于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,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,以保障主力渡河。
“官渡之战”本身就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,曹操一方的兵力严重不足,总兵力7万对抗袁绍的70万。而为了抵御袁绍的进攻,更是分兵两路。一路派臧霸、孙观等 率精兵自琅玡(今山东临沂北)入青州,占领齐(今山东临淄)、北海(今山东昌乐)、东安(今山东沂水县)等地,以牵制袁绍。因为,青州刺史是 袁谭,袁绍的长子。东路必须严防死守,以防袁绍派兵联合袁谭从东路偷袭。
另一路,则由曹操亲率大军在许都(许昌)以北的官渡(今河南中牟东北)一带筑垒固守,拱卫许都,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。另派 于禁率二千精兵,占据延津,同时协防白马。
曹操采取的是重点防御,当然他也没有兵力去分散驻守。当郭图、淳于琼、颜良南下,轻易渡过黄河,进而将白马包围起来。
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军,驻守白马县的东郡太守刘延不是他们的对手,不敢应战,只得紧闭城门,同时向曹操求救。曹操让他坚守待援,绝不后退。
白马津是南北交通要冲,扼守黄河,一旦失守,门户洞开,袁绍大军可以倾巢南下。此时情势危急,刻不容缓。
好在,刘延不负所托,固守白马两个多月,到了四月,终于等来了曹操北上救援的消息。
不过,曹操没有选择硬罡,而是避其锋芒。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,围魏救赵,先行出兵白马津的上游的延津,与于禁合并一处,佯装要从此处渡河进攻袁绍后方。
果然,袁绍中计,急忙抽调郭图、淳于琼率军西进,挺进延津。围困白马的兵力三去其二,压力骤减。
曹操见计谋得逞,立即调转马头,轻兵急进,袭击围困白马的颜良部。
曹军以 中郎将张辽、偏将军关羽为前锋,曹操亲率裨将军徐晃等人继其后 。
对的,关羽此时正寄居在曹军之中。因为刘备是站袁绍的。毕竟,袁绍手中有汉献帝的衣带诏,有正当的讨逆理由。只是,那时的刘备兵力单薄,在小沛一战败于曹军,刘备逃亡河北,投靠袁绍。曹军则在下邳俘获关羽,并逼其迫降,成为曹操麾下一将。
此番冲锋,身为前锋的关羽望见了颜良麾盖(大将所乘戎车,设幢麾、张盖),就在张辽军队与颜良军队交战之时,关羽斜刺里冲出,策马奔向颜良身边,趁颜良准备不及,在万众之中将其刺死,又拔出腰间佩刀斩其首级而归。颜良被斩,袁军诸将莫敢抵挡,经过张辽部的冲击,立时大败。
就此,曹军解了“白马之围”。
不过,曹操保持了头脑清醒,他并没有选择固守白马,围要解,但城并不要。他认为在白马的前哨守不住,胜了颜良,多少有些侥幸,等郭图、淳于琼再次围上来,依旧难胜。何况,更有袁绍率领的大军在后面即将掩杀过来。于是,曹操选择弃守,将白马的人和军备悉数向西运往延津,与于禁汇合,以增加力量,保持对袁军后方的威胁。曹操的目的是挫其锐气,让开大道,威胁其后方。然后,曹操率军南下。
失去颜良,袁绍并没气馁,而是发现曹军已自白马退去,知其兵力不足,于是再发大军渡河追击,由 文丑率刘备等人统帅。由此,引发了“延津之战”。
此时,曹操所率骑兵不足六百,驻于南阪(在白马南)下,而袁军达五六千骑,尚有步兵在后跟进。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,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。袁军果然中计,纷纷争抢财物。处于埋伏状态的曹操突然挥动着自己手中所持“麾” ,下令发起攻击。徐晃等人率军突击 ,终于击败袁军,杀了文丑( 文丑为乱军所杀,并不是关羽斩杀),顺利退回官渡。
颜良、文丑都是河北名将,却接连被斩,袁绍军队的锐气被挫伤。
只说关羽,因为斩杀颜良,为“白马之围”与“延津之战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立下了大战功。于是, 曹操上表汉献帝封关羽为“汉寿亭侯”。
这个汉寿亭侯的爵位来得并不容易,于万军之中取其首级,不是谁都可以有这种胆魄与战力的。而且,此爵位由曹操表奏,汉献帝下旨册封,含金量十足。
怎么个足法?
三国中的蜀汉,满打满算只有三个侯。 一个是刘备的宜城亭侯,一个是马超的都亭侯,以及关羽的汉寿亭侯。而且 ,刘备的宜城亭侯,也只比关羽的汉寿亭侯早拿到手不到四年,他是建安元年(196年)获封的。马超的都亭侯不仅级别比汉寿亭侯低一级,而且拿到手的时间是208年,比关羽晚了八年。
有人说,张飞也是新亭侯啊,怎么不说?包括诸葛亮的武乡侯等也都是爵位。
其实,张飞的新亭侯是刘备私封的,不是汉献帝封的,不可同日而语。诸葛亮等人的也是如此。
关羽的汉寿亭侯,是中央政府认可的“正统爵位”。意义完全不同。而且,马超的都亭侯更是次了一级,有爵无邑,只是个虚名。
在当时,很多军阀可以自封头衔,但“汉室册封”才具备合法性。关羽的这个爵位,是写入国家制度、可以世袭的身份。据汉朝有关规定:侯爵是世袭制,只要不犯错误,爵位就可以一直传承下去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关羽英勇殉国,他的汉寿亭侯爵位,依照法律应该由长子 关平来继承。但是关平和父亲同时殉国,因此爵位只能由关羽的次子 关兴来继承。刘备称帝后,关兴历任侍中、中监军等。可惜关兴英年早逝,汉寿亭侯就由关兴的长子 关统来继承。关统娶后主刘禅的公主为妻,与同样娶了后主女儿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、费祎之子费恭成为连襟。关统官至虎贲中郎将,统率蜀汉禁卫军。由于关统无子,他去世后,汉寿亭侯的爵位由他父亲关兴的庶子,也就是自己的庶弟 关彝来继承,一直持续到蜀汉政权灭亡。
要知道,关羽去世于219年,蜀汉政权正式成立于221年。等于是, 关羽终其一生都活在东汉王朝里,严格意义上他并不属于三国时期的人。身为东汉臣子,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,这是莫大的荣耀。
那么,关羽的汉寿亭侯究竟多大?
在古代,大凡是个血性的男儿,都会怀有一颗建功立业、封侯拜相的雄心。
陆游写道“当年万里觅封侯”,庾信写道“寻思万户侯,中夜忽然愁”,都是在抒写想要建立功业、称相封侯。能够拥有一个侯爵,那是莫大的荣耀。
而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”作为口号,又是激励众人揭竿而起的巨大号召力。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,更是以极大的气魄对侯爵的神之蔑视。
无论是向往,还是蔑视,都要以“王侯”作为坐标,因为它太高大上了。
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
这是周朝时期定的六大爵位。结果,被欧洲大陆给学去了,所以欧洲不是这个男爵就是那个伯爵的。
周朝时候的这些爵位是了不得的,是拥有实权的,可以建立诸侯国,称霸一方。而且,爵位均世袭罔替,各诸侯国内,置卿、大夫、士等爵位,楚国等置执圭、执帛等爵。卿、大夫有封邑,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,唯受命于诸侯。
但是到秦朝不行了,在商鞅变法的改革下,爵位不给实权,改食邑了。而且,公、伯、子、男这些爵位大而无当,全给删了,不再封了。
商鞅变法,规定全国爵位,自公士至彻侯(汉后为避汉武帝刘彻讳,改彻侯为列侯)共二十等,专门用以奖赏立有战功的将士,此举大大激励了士兵的斗志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封爵制度,陈胜吴广才打出了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革命口号。
二十等军功制就是:一级公士,二上造,三簪袅,四不更,五大夫,六官大夫,七公大夫,八公乘,九五大夫,十左庶长,十一右庶长,十二左更,十三中更,十四右更,十五少上造,十六大上造(大良造),十七驷车庶长,十八大庶长,十九关内侯,二十彻侯。
这个彻侯,是最高爵位。在西汉时,由于开国功臣中大量都做过秦朝的官,对二十等军功制所激发的战斗力都特别推崇。自西汉开始,二十等军功制就继续被采用。
而且,秦制规定,受封者,只有最高级别的 彻侯才享有食一县的待遇,其他诸爵得食俸禄如官吏(像一般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吃工资)。
等秦灭汉兴,上位后的刘邦觉得爵位有必要再改改。在遵循了秦时的二十等爵位之外,重新启用了“王”这一爵位。王爵的设立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,那就是与刘邦一同打天下的合伙人,为了更好地拉拢他们继续为老刘家卖力而专设的最高等级的爵位。
楚汉争霸时,刘邦一口气封了一堆异姓王:梁王彭越、楚王韩信、赵王张耳、淮南王英布、燕王臧荼、长沙王吴芮、燕王卢绾、韩王信……他们或战功卓著,或本身就有自己的地盘与私人武装,是刘邦不得不依靠的力量。
但是,江山稳定后,这些异姓王又一个个被刘邦与吕雉用计给灭了,好像只有长沙王吴芮由于远离政治而幸免于难。
此后,王爵仅皇族可得,异姓不封王成了各个封建王朝遵循的规则。(当然,也有例外,比如曹操的魏王、清初吴三桂的平西王等,另当别论。)
王不封异姓,但是“侯”还是可以争取的。西汉初大封功臣,受封列侯(避汉武帝刘彻讳,改彻侯为列侯)者就达到一百四十三名。列侯封地可以称国。
很多人可能认为东汉末年官爵遍地都是,随便提溜个姓刘的,哪个不是侯?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整个汉朝时期想要封侯都很困难,有一句话说,“ 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”,封侯是两汉时期几乎所有男人的梦想。
即使对刘氏宗亲来说也不是很容易,在 “推恩令”和“酣金夺爵”的两项制度下,只有少部分人能够一直保留爵位,大多数人五代之后就成了农民,比如刘备。
刘备好歹算作是人中龙凤,在投靠曹操之前,还混成过徐州牧,到公元196年与汉献帝认了亲戚后,汉献帝为了拉拢刘备,这才拜刘备为 宜城亭侯。
此后刘备对外的称呼就是“宜城亭侯、左将军、豫州牧刘备”,爵位在前,军职在中,官职在最后。
东汉的侯爵主要分为 县侯、乡侯、亭侯。 《后汉书·百官志五》记载列侯“功大者食县,小者食乡、亭。”
因为食邑的嘛。县侯就是吃一个县的财政。县分大小,不足万户为小县,超过万户为大县,所以大县的县侯又名 万户侯。
看到没?
侯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县侯,大县的侯就是“ 万户侯”了,这也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普通男人所能追求的终极目标了。
至于乡侯,就是吃一个乡的食邑。亭侯,就是吃一个亭的食邑。至于都乡侯与都亭侯,都只是虚衔,只拿俸禄,不食邑。
按秦制: 十里为一亭,十亭为一乡。里就是自然村,亭就是行政村。
曹魏时期,亭侯平均食邑约500户,乡侯约1000户,县侯约5000户。
问题来了:为啥曹操只给关羽讨来了一个亭侯,而不是更高一点的县侯,或者乡侯呢?
不好意思。
此时的曹操,也仅仅是一名县侯。
原本,曹操的祖父曹腾爵位为 费亭侯,曹腾只有曹操这一个孙子,所以就由他合理合法地继承了这一爵位。而进一步得到朝廷的承认,则是 建安元年(196 年),曹操因为迎奉汉献帝有功,正式进入东汉权力核心,东汉王朝再次册封其为费亭侯,确认了其贵族身份。
同年秋天,建安元年(196 年)秋,汉献帝进一步册封曹操为大将军、 武平侯,食邑万户,正式成为“万户侯”,地 位显著提升 。
武平侯,为县侯等级,封国在今河南鹿邑县西,享有封地税收 。直到建安十八年(213 年),曹操的爵位才进一步提升,汉献帝册封其为 魏公,加九锡,建立魏公国,定都邺城 。 建安二十一年(216 年),曹操进爵 魏王,邑三万户,位在诸侯王上 。魏王享有 天子旒冕、车服等特权,奏事不称臣,受诏不拜,礼乐郊祀皆如汉制 。曹操至死未称帝,维持汉臣颜面,但实际权力已与皇帝无异 。
在200年,身为县侯的曹操为关羽谋得一个亭侯,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首先,关羽只是斩杀了颜良,解了白马之围,这只是一次战术性的胜利,并非官渡之战这种战略级的超级大功劳。论军功,亭侯已经是破格赏赐了。
要知道,尽管三国后期,封侯封将遍地飞,杂牌将军到处都是,但是在早期,尤其是在200年以前,曹操还是很严谨的,并不轻易为属下讨封。
实际上,曹操手下大将,多为亭侯。 只有与曹操关系紧密的夏侯惇一人是高安乡侯,而且是在关羽受封后的207年授予的。另外,曹操势力范围内仅有张鲁、张绣这些原本的少数割据大佬是乡侯。其余,诸如 八虎骑里的其他七虎、五子良将、二荀等重要谋臣在曹操时代(196一220)全都是亭侯。
连与关羽一起解白马之围的 张辽,此时也不过是一名都亭侯。关羽身为偏将军,径直跃过主将,受封为亭侯,这在曹操手下实际上已经到顶了。就说这含金量,到底高不高吧?
到了这里,就该说了, 关羽的“汉寿亭侯”,汉寿是封地,亭侯是级别。
所以,汉寿亭侯的正确读法应该是汉寿·亭侯,而不是汉·寿亭侯。
汉寿,是一个地名,至今犹存,位于湖南省北部,常德市东北一带。原为索县,东汉阳嘉三年(134年),改索县为汉寿县,取“汉朝江山、万寿无疆”之意。等到三国的吴国时期,又被改为了吴寿。再后来,又重新改为了汉寿。
汉朝时期,汉寿归属于荆州。荆州刺史部下辖七郡:南阳、南郡、江夏、武陵、零陵、长沙和桂阳。汉寿位于洞庭湖畔,曾长期是 荆州治所所在地,等于现在的省会级别。到 汉灵帝时,荆州刺史王睿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:将州治从武陵郡汉寿移至南郡江陵。由此,汉寿县失去了州治地位,意味着它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。等到 刘表成为荆州刺史时,他进一步将荆州治所搬到了南郡襄阳。汉寿的地位,进一步下降。
不过,汉寿曾经火过,而且距离关羽受封时间并不遥远。关羽的封地能够是著名城市,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不过,那时候所谓的封地,也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虚衔,并不需要前往汉寿为关羽实际圈出有名有姓的500户成为他的食邑之户。更何况,在关羽获封汉寿亭侯不久,他就离开了曹操,“ 过五关斩六将”,前往河北寻找旧主刘备去了。时间上,也不允许他前往汉寿去寻找自己的封地。
汉寿亭侯,就成了跟随关羽一生的爵位封号。
但是,历史总是充满了误会。
因为关羽是忠义的象征,结果在历史流转中,汉寿亭侯的“汉”,慢慢由地名被理解为“大汉王朝”了。
就好像合肥,实际上人家是“淝水之战”的淝水,因为南淝水与北淝水在这里交汇,故名“合淝”,结果在演进中,三点水被去掉了,“合淝”变成了“合肥”,变成了两个胖子合体,莫名拥有了喜感。要是还叫“合淝”,气质起码高级一倍。还有驻马店,原本那一带古时盛产苎麻,那里是苎麻的集散地。就好像成都也叫锦官城,就是蜀锦的官方集散地。结果,经过方言一混,口音一转,简写一写,苎麻店的店字还在,产业却没了,一下从特色经济重镇,变成了停马临时休息的据点了。还是佛山,其实最初叫肥土山,也叫肥山,因为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,但是后来因为口音问题,然后经过文人的美化,肥山变佛山,瞬间开光,仙气飘飘。还有上海,不是因为临海才叫上海的。原本是淞沪江上有两条支流,一条在上游,叫上海浦,另外一条在下游就叫了下海浦。结果,城市从上游的那条支流边上发展了起来,就被顺口叫作了上海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又变成了上海。现在,上海还有一个下海庙,算是保留了一丝历史记忆。
所以,历史是一个淘气包,总喜欢随时篡改。
等到时间进入南宋时期,有关关羽的汉寿亭侯,争议悄然兴起。一些学者开始质疑: 关羽的封号究竟是“汉寿亭侯”还是“寿亭侯”?
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别,引发了持续数百年的学术辩论。
持“寿亭侯”观点的人认为,“汉”字指的是汉朝,关羽的爵位应该是“寿亭侯”,意为汉朝的寿亭侯。
而坚持“汉寿亭侯”观点的人则指出,“汉寿”是一个完整的地名,不能拆分。
宋代学者 洪迈在《容斋四笔》中记载了一个关键线索:宋高宗绍兴年间(1131—1162年),洞庭湖的渔民曾打捞出一方“ 寿亭侯印”。这方印章的出现,让“寿亭侯”之说似乎有了实物证据。然而, 洪迈本人对此印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。
历史上,“寿亭侯印”曾多次“现身”,每次都会引发一阵热议。除了绍兴年间洞庭湖发现的那一方外,宋宁宗庆元二年(1196年),邵州太守黄沃从当地人张氏手中购得一方“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”。
问题在于,关羽在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就已受封,如果印章上刻的是“建安二十年”,那显然与史实不符。这成了质疑这些印章真实性的一个重要依据。
元代至正六年(1346年),又有役工发现了一方“寿亭侯印”。这方印被描述为“铜色水泽莹洁,朱斑杂点,螭虎旋绾其中,铁环实贯于上”。
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——汉代制度规定, 天子印玺才用螭虎纽,诸侯王印则用龟纽。这方印用螭虎纽,明显违背了汉代的典章制度。
清代学者张镇在《古印考辨》中,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证了这些“寿亭侯印”均为伪作:从关羽兵败地点与印章发现地点的矛盾,到印章字体、钮式与汉代制度的差异等。
所以,在学界看来,严谨的说法,关羽的封号就是汉寿·亭侯。
但是,就在学者们争论不休时,通俗文学成为“寿亭侯”说法传播的重要推手。元代至元年间刊刻的《三分事略》中,多处将关羽称为“寿亭侯”。
元杂剧也加入了这一行列。 关汉卿的《关大王单刀赴会》中,鲁肃和司马徽均称关羽为“寿亭侯”;高文秀的《刘玄德独赴襄阳会》中,曹操也说“某领云长到于许都,加为寿亭侯之职”。
这些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不可小觑,它们让“寿亭侯”这一称谓在民间广为流传,深入人心。
明清时期,关于关羽爵位的争议仍在继续。甚至,连官方叙事都受到了民间传说的影响。明孝宗弘治年间(1488-1506年)编纂的 《大明会典》将关羽记为“寿亭侯”。直到嘉靖十年(1531年),南京太常少卿黄芳上奏朝廷,指出《大明会典》中的错误,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。 万历年间重修《明会典》时,已经改为“汉寿亭侯”。
毛宗岗在评点《三国演义》时,对这场争议给出了明确的判断。他在第二十六回评注中指出:“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,遂以‘汉’为国号,而直称之曰‘寿亭侯’,即博雅家亦时有此。此起于俗本演义之误也。”
毛宗岗进一步解释:“俗本云:‘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,加以汉字而后受。’是齐东野人之语,读者不察,遂为所误。”他强调:“汉寿,地名也。亭侯,爵名也。”
毛宗岗还列举了其他亭侯的例子:“如孔愉为馀不亭侯,钟繇为东武亭侯,玄德为宜城亭侯之类。” 这一解释明确指出, “汉寿”和“亭侯”之间不能拆分,正如“东武”和“亭侯”不能拆分为“东”和“武亭侯”一样。
为何一个爵位名称能引发如此长久的争议?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。关羽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,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变为忠义的化身,再升格为武圣、关帝。
对关羽爵位的不同解读,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忠义观念的理解变化。将“汉寿亭侯”解读为“汉之寿亭侯”,强调了关羽忠于汉室的一面,这在特别重视正统观念的朝代尤为突出。
南宋时期,北方领土沦陷,朝廷偏安江南,“汉”字被赋予了强烈的正统含义。将关羽的爵位理解为“汉朝的寿亭侯”,可以强化忠君爱国的价值观念。
随着关羽神化程度的加深,他的每一个头衔、每一个称号都被赋予了神圣意义。“汉寿亭侯”作为关羽的第一个正式封爵,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今天,当人们走进关帝庙,仍能看到“ 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”的牌位。那些曾经喧嚣的争论已沉寂在历史深处,只留下一个明确的答案:建安五年,曹操表封关羽的爵位是“汉寿亭侯”,其中“汉寿”是地名,“亭侯”是爵名。
从南宋到明清,从学者到文人,围绕这个爵位的争论持续了数百年,最终在严谨的历史考证和制度分析面前找到了答案。
而关羽本人,早已超越了那个爵位的范畴,成为中国文化中忠义精神的永恒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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